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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深圳,而学校在香港 ——《过春天》背后的跨境学童与双城故事

2023-05-16 20:11:17 126

摘要:《过春天》以深港跨境学童为原型素材,主人公是16岁的“单非”女孩佩佩。为了赚钱去日本看雪,佩佩偶然加入了一个“水客”团伙。(片方供图/图)1990年,6岁的白雪从兰州出发,随家人移居深圳。途经广州,她被震撼了:“这是日本吗,好繁华,跟内地城...

《过春天》以深港跨境学童为原型素材,主人公是16岁的“单非”女孩佩佩。为了赚钱去日本看雪,佩佩偶然加入了一个“水客”团伙。(片方供图/图)

1990年,6岁的白雪从兰州出发,随家人移居深圳。途经广州,她被震撼了:“这是日本吗,好繁华,跟内地城市完全不一样。”

辗转到了深圳,父亲单位周围却是稻田和水牛。在多雨的南方,行人经常两脚泥泞。而深圳对岸的香港,已是国际大都市。当时白雪能接触到的“香港”,是翡翠台、本港台里的香港电视剧和古惑仔,以及“进口”的香港食品。

1997年香港回归,深圳全市中小学生欢送驻港部队官兵进驻香港,那一夜下着倾盆大雨。人群中,小学生白雪浑身湿透,却激动不已。此后,深圳居民可以方便地进出香港,白雪有时也和父母去香港购物。

2015年,正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硕士的白雪听说,每天三万多名深圳学童跨境去香港上学,往返于两点之间——他们的家在深圳,而学校在香港。跨境学童是内地人赴港生子的“续集”,最早出现在1990年代。尽管这个群体就在白雪身边,此时却一下子触到了她的创作神经。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统计,跨境学童的数量逐年增长,2010年有9899人。到2017年,深圳边防检查总站的数据显示,深港跨境学童人数已达三万人。

经过两年多的数次寻访,白雪把跨境学童的故事拍成了电影。最初的片名叫《分隔线》,她一直不太满意。“在我的认知里,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激烈的冲突。”白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跨境学童能在那里适应,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的出口。”

电影拍完后改名为《过春天》,源自“水客”(注:往返于内地与港澳地区进货买卖的人)的一句暗语——“水客”出发去“走水”(注:进货),会对同伴说一句“我去‘过春天’”。白雪觉得“过春天”莫名贴切,还带着点诗意和惆怅。

2018年,《过春天》被第4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Discovery单元选为开幕影片,获评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最佳影片,还入围了201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

白雪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硕士学位论文,正是这部电影的创作报告,她在结语中写道:“以16岁的(女主角)佩佩作为切入点,我想深深地在这个时代切一刀,切出这个时代的横截面。”

现实生活中,“佩佩”们跨境求学,来自多方原因。1994年以来,香港家庭新生人口数连续下跌,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影响到香港社会诸多行业的发展。

2001年,香港终审法院判决“双非”儿童(注:父母双方皆为内地居民的儿童)庄丰源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2003年,香港向内地游客开放自由行。内地赴港生子趋势迅速升温,直到2013年特区政府政策收紧。但在这些年里,“单非”家庭(注:丈夫为香港永久居民或持单程证来港定居的香港居民的家庭)的新生人口数却保持稳定,“单非”儿童因此在香港新生人口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

另一方面,深圳于2005年出台政策,规定非深圳户籍学童不在义务教育免费对象范围之内,“单非”和“双非”学童也在此列。但去香港读公立学校,“单非”“双非”学童们能享受特区政府12年免费教育。

”单非“少女佩佩的父亲阿勇是香港人,母亲阿兰是内地人。佩佩对父母心怀怨念,因而将自己的内心封锁起来。(片方供图/图)

“她们的身份在不停地切换”

2015年9月开学季的早上,白雪在深圳海关见证了一场小小的别离。

许多第一天上学的孩子,将要过关跨境,去香港的学校报到。尽管下午就会回深圳,这些刚上幼儿园的孩子仍然眼泪汪汪,赖在海关大厅的地板上,紧紧抱住家长的大腿。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孩子则淡定很多,他们秩序井然,在专用通道排好队,老练地自行入关、搭乘港铁。

这些跨境学童出生在香港,属于“单非”或“双非”家庭,根据特区政府法律,他们有权在香港接受教育。

白雪跟各年龄段的跨境学童聊天,寻访到几个16岁左右的女孩,她们的爸爸都是香港人,妈妈则是内地人。“她们在深圳说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一扭脸就可以变成地道的港式粤语,接起妈妈电话的时候也可以操一口流利的湖南话。”白雪回忆这些“单非”女孩,“她们的身份在不停地切换。”

白雪问女孩们:你觉得自己是哪里人?女孩们的眼神躲躲闪闪,只是回答:我有香港身份。

“她们脸上的胶原蛋白还很多,但是少了青春少女该有的光彩和飞扬。”接触久了,女孩们对白雪敞开心扉。她发现,几个女孩都没有学坏,但是家庭都有各自的问题,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些秘密,“深到她们自己都不想去触碰”。

白雪又与女孩的父母聊天,还去香港博物馆看历史文献。“写一个女孩同时也是在写这个社会,你必须把前因后果都搞清楚。”白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尤其是写到她的父辈,我想知道那个年代香港发生了什么,他们经历了什么。”

白雪由此虚构出电影的前传小说,阿勇和阿兰的故事——

1990年代末,年轻的阿兰从内地山区老家跑到深圳,在一家制造电子配件的大工厂做流水线工人。长时间的工作、单调的节奏,让阿兰对未来感到迷茫。经人介绍,她认识了香港大货车司机勇哥。彼时的勇哥穿梭在深港之间运货,收入可观,认识阿兰后,背着香港的结发妻子,在深圳又安了一个“家”。1999年,两人的孩子——“单非”儿童佩佩出生。勇哥每个月给阿兰几千块生活费,还许下很多承诺。但时代渐变,勇哥的收入每况愈下,力不从心。充满怨念的阿兰为了维持她和女儿的生活,开始倒卖不靠谱的营养品,代购高仿包包,甚至偶尔靠小赌挣钱。

佩佩在深圳有家没朋友,在香港有校园生活却没有家。她的闺蜜是同窗多年的香港女孩阿Joe。(片方供图/图)

在做了三万多字采访笔记和数百份影像资料之后,白雪知道自己要拍的不是这些跨境学童如何融入香港社会,而是拍一个孩子怎么生活。“我的电影其实在讲尴尬的人。佩佩就是这样,在深圳有家没朋友,在香港有校园生活,却没有家。”白雪分析,“这种尴尬具备一定的普遍性。每一个城市的外来移民,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她记得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穿着脏兮兮的白衬衣,脖子上挂着学校卡牌,每天混迹于跨境学童队伍中,常常迟到,并且不做功课。在深圳罗湖跨境学童办事处,人们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香港人,几乎不回家,家长丢给孩子一点钱,平日里却不见踪影。

即便如此,大多数“单非”“双非”家庭仍然倾向将孩子送到香港读书。白雪理解的阿兰就是这样一个精明中带着些许天真的母亲。阿兰总是有各种办法使自己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里活下来——她卖营养品和高仿包、开微店、做代购、卖保险。“但很有趣的是,她总觉得生活到处是希望。”白雪认为阿兰并不懂教育是什么,“其实她的心里就是想怎么能让我女儿好,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

电影里,阿兰给女儿做的早餐是港式的太阳蛋、面包和牛奶。她对女儿说:“别人女儿有什么,你必须要有。”

“佩佩看了妈妈一眼,达成了一种和解”

“她有一个时间段是别人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全世界是不是还有人会这样上学,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白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香港青年协会针对小学四年级至中三跨境学童的调查显示,近两成半受访学童每日耗费3小时至5小时往返住所与学校;超过四成人为了赶上过境回家,没有参与课外活动;超过两成人觉得自己的学习机会比其他同学少。

白雪了解到,跨境学童为了上学方便,会选择靠近深圳的地方上学,这些地方也是水客的聚集地。

导演白雪认为,因为佩佩在“走水”这件事上找到了日常缺失的存在感,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铤而走险。(片方供图/图)

白雪曾想:如果自己是女主角,每天往返于深圳香港之间,会发生什么故事?她在网上输入“跨境学童、水客”,出乎意料地发现了相关报道,跨境学童已成为水客运货的工具。2017年5月,深圳皇岗海关在10名跨境学童的书包中查获手机、高档燕盏等价值近百万人民币货品。

早在2015年,白雪便开始暗访水客产业链。当时正是iPhone6上市的时候,在深圳华强北,只要有水客亮出“货”,立刻就会有一堆人围上来竞价争夺。最抢手的时候,一部iPhone6手机能以上万元转卖。华强北的卖家们回忆,2010年iPhone4上市时,场面更加火爆。

《过春天》的主线也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少女往返深港两地上学,当水客赚钱。

电影里,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佩佩就读的是香港新界一所并不算好的学校,她的活动范围最南不超过旺角,几乎没有机会看到香港繁华的那面。佩佩的梦想,是圣诞节去日本赏雪——白雪跟许多香港孩子交流,发现他们大多没去过其他任何地方,更没见过雪。

“南方人对雪太好奇了,太想知道是什么,”白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就是一种向往,生活永远在别处。”

佩佩想去日本,机票钱只能自己挣。她瞒着母亲做微商和兼职,结交辍学的香港庙街青年阿豪,甚至加入阿豪的水客团伙,俨然一个叛逆少女。

白雪并不认为复杂的原生家庭是女孩成为水客的主要原因,她甚至有些同情女孩的父亲。在她看来,这是一种进退两难的身份,并不得不为年轻时所犯的错误买单。“他太难了,两边都不招待见,心里是很憋屈的。”

尽管父亲与内地的妻女之间仍保持着家庭关系,甚至不乏亲密的父女之情,但女孩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私生女。“这是佩佩内心深处最痛的东西。”白雪说,“她把自己对家庭封锁起来,向外寻求自由和荷尔蒙。”

对于“佩佩”们来说,在复杂的原生家庭之外,还有更多令他们感到迷茫和困惑的事情。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委托香港中文大学调研深港家庭的跨境活动后发现,跨境学童到香港上学时,需要适应香港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放学离开学校后,则回到内地文化环境中。对这些跨境学童来说,除了学校之外,他们对香港的了解仅限于学校与家之间的往返途中,由于活动范围受限,几乎难以参与香港的社区活动,也缺少同香港本地人相处的机会。

佩佩尝到了“走水”的甜头,水货仓库成了她放学后最愿意待着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她其实是缺乏存在感的,但是她在走水这件事上找到了存在感,所以一次又一次铤而走险。”白雪在自述中写道。

“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佩佩想脱离和原生家庭的关系,(走水)失败,她回头看到来缉私局接自己的妈妈。”白雪说,“佩佩看了妈妈一眼,达成了一种和解。”

白雪把全片最后一场戏放在香港飞鹅山,母女俩站在山顶,阿兰感叹:“这就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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