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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线都市深圳，有这么一群“自由”职业者，工种随着雇主的需求而随时发生改变——水电工、泥瓦工、木工、搬运工、回收废品；有时，大排档的师傅不干了，他们也能上前顶两天，甚至有人摆“相亲阵”，还请他们去当爹……他们平均年龄在45岁已上，是深圳的拓荒牛，有的已来深务工25年，文化程度是清一色的小学，常年在天桥底下等活，所以雇主称他们为“天桥工”。

“不是不想入厂、打长工、去工地，而是别人嫌我们老、干不动、反应慢、没文化！”在深圳罗湖区某立交桥下，六旬湖南老汉刘大爷边斗地主，头也不抬的说。围在一起的有20多人，年龄在40—60岁间，甚至更老。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多一份等待就多一分机会。早上六点多，他们便来到天桥底下，一帮人凑到一起就成了“天桥人力市场”！他们坐在桥下草铺边的石板上，他们人手一件工具，或铁铲、或锄头、或榔头。一眼望去，吹牛的、抽烟的、捣腾工具的、打瞌睡的，他们常年在这里，互相都认识。。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平时接一些搬家、泥水工、打杂之类的活，相对比那些年轻强壮的工钱要少些，“但总比没收入好！”。

只要价码合适，没有干不来的活。53岁的四川绵阳的张大爷1991年来的深圳，识的字没超过一百个。但为了积累老雇主，却印了名片，名片上的业务种类多得惊人：搬家、拉货、回收各种家电废铁废纸、打墙、刷墙、疏通下水道、清洗油烟机、杂工、钟点工……林林种种。他甚至还给一相亲的姑娘假扮过爹，“待遇还不错，一桌吃的，不用说话，还有三百块拿!”……只要有活儿，每一样工种他都承接。

“每天总有人的房子要装修，总有些活没人肯做，只要勤快，总有工做！”广西南宁的陈大爷充满乐观，每天都能接到至少一单活。香港回归那年来的深圳，说起话来还真有点经济学的调调：市场已经形成了，我们这帮人管着这附近十多公里的零散活，不会没有工做的。这不，一辆卡车停了下来，司机熟练的伸出头来说了几句，4人笑呵呵的爬上了车，扬长而去。

诚然，有市场就有需求。按照社会学的说法，散工群体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要求精细、便捷、高效，而由传统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服务功能正在逐渐淡化，散工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因此，那些“脏、重、苦”的工作，现在几乎全由他们这种吃苦耐劳、工价便宜的外来务工人员承接。

“什么？刷半天墙就800！太黑了吧！”记者跟这群天桥工聊熟后，乐呵的惊叹着他们的价位！贵州郑大叔乐呵呵的回答：可以讲价的嘛，怎么讲也要有200打底啦！不过，一般都是400多成交。

“那一个月有一万多呀！”记者继续盘算着。云南的袁大叔接话：“不能这么算！我们是看天吃饭的，两三天没有活也是常有的，也要吃饭、交房租呀，要把成本算进去嘛！”他还算了笔账：中午吃快餐，晚上会回到家里做饭；四人住一间10平米的房，一月消费在1500左右。“一个月能有个4000打底吧，到6000就算到头啦！”大叔抽着烟，盘算着。

“不偷不抢不骗人，还蛮自由的！”“回老家也没有活干，出来20多年，庄稼地都荒废了，也不会种了！”“等我的仔大学毕业了，生官发财我就不干了！”“没习惯农村的清闲了，大城市几多热闹！”……他们的乐观让记者感到一种朴实的幸福感。

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在这灯红酒绿的背后有多么不为人知的坚守。例如这群游离在正式就业市场之外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身份似乎不能像建筑工那样称为建设者，但他们确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建设着这个城市。他们一直存在，却从来不是城市的主角。一辆车子缓缓停下，工人们起身围了上去！挑人、谈价、上车、启动！我祝你们能开个好价！（更多正能量资讯，敬请关注我的一点号“阿然”，欢迎留言点评点赞！）